我是如何撩到好运气的我是如何撩到好运气的我在美国长大，但生于传统的中国家庭。也就是说，从出生起，家人就教育我要相信成功源自两个“Har”打头的词：
Harvard（读哈佛）、
Hard work（多干活）。
我的父母都是典型的早期移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来到美国，就读于美国顶尖学府的研究生院。我父亲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母亲则进入了康奈尔大学。
在获得理工学硕士学位后，父亲进入美国政府工作，在那里当了一辈子的工程师。就像在中国一样，人们认为政府的工作稳定、不用操心。薪水虽然不高，但总归是铁饭碗，工作也不用很拼命。
可是，父亲却不这么想。每逢周末和晚上，他是唯一一个会把工作带回家来做的人。出差开会的时候，他也不和其他同事一起住三星级的会议宾馆，而是自己去住廉价的旅馆——他想给部门省点儿钱。
当初父亲来美国的时候，全部家当只有一件冬大衣，还有从朋友、家人那里借来的200美元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奖学金。他推迟了一年入学，在这一年里，他每天洗12个小时的盘子，晚上花4个小时学英语。和其他五个中国人一起，蜗居在纽约一间租来的单间里。尽管父亲刚到美国时生活拮据，但他一辈子辛勤耕耘，换来了我们一家衣食无忧的安稳生活。我和我弟弟也顺利进入顶尖学府就读。
可是，在父亲的同事中，只有他拿着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文凭，其他人都是不知名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尽管他学历背景优异、职业操守高尚，但他却从没有晋升过。在父亲的职业生涯里，他从未跻身管理层。
我母亲的经历也大同小异。她获得了生物医药学博士学位，毕生都在为美国政府工作，先是做实验室科学家，在小白鼠身上做实验，后是做一份文职，评估其他科学家的工作。她也从未晋升至管理层。
那一代所有的中国移民都跟我父母有着相似的故事和经历。他们是一批来自中国的优秀学生，但是在完成了美国顶尖名校的研究生学业后，几乎所有人都留在科学和工程设计岗位上做了技术人员。
这些早期中国移民是世界上对“读哈佛，多干活”策略最深信不疑的人。因此，他们成为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工作最辛苦的一批“小蜜蜂”。在当时，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就是：中国人有礼貌、肯干活，对上级恭敬顺从，人也谦和，有一点儿呆板。而我们也的确是这样。
我的职业规划是这样的：寒窗苦读考进哈佛或者其他名牌大学，之后进入职场兢兢业业地工作。
上学的部分我完成得还不错，我被杜克大学录取并在那里就读。
毕业后，我搬到洛杉矶，想做一名成功的高层建筑地产开发商。
每天上班，我都到得比老板早，走得比保安晚，周末更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加班。每次别人请我帮助他们做项目时，我都会一口应允：“包在我身上！”
我以为这样做，别人就会看到我工作多么努力，并因此而奖励我。
可现实世界并不是这样运作的，不是吗？那些勤劳的“小工蜂”受教育程度最高、干活最卖力，他们在现有的岗位上才是有价值的。毕竟，要是提拔了他们，谁来干活呢？
果不其然，到了该提拔员工的时候，被提拔的都是那些干活比我少的人。上一辈中国人的故事就这样倒带，在我的人生里再一次上演。
我的父辈们经历了战乱与贫穷，他们的梦想就是来到美国，进入一所顶尖学府的研究生院，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为自己的孩子们在这里创造出他们的生活。他们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理应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
但是，对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战火与贫穷的人来说，我们的梦想却不止于此。我们为了自己的教育付出如此艰辛的努力，现在自然想要学以致用，有一番作为。我们寻找的不单单是安稳的工作，我们有新的梦想，我们想追寻富有激情和意义的事业。
可是，如何避免成为“小蜜蜂”的命运呢？二十几岁的我怀有远大的理想，却不知路在何方。我就是那个踌躇满志、业绩优异、埋头苦干却内心茫然的年轻华裔，和全球数百万华裔一样。
接下来，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好运突然闯入了我的生活——我被任命为洛杉矶市的副市长。那年，我31岁。
那之后，我的事业蒸蒸日上。如果用图表表示我人生的走向，我二十几岁那段几乎就像一条没什么倾斜度的直线，而我被任命为副市长这个契机就是我事业的第一个重要拐点。自那以后，我的事业便扶摇直上。
4年后，随着我们那一届政府的任期接近尾声，我准备回到房地产行业，但是好运再一次眷顾了我。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猎头找到我，邀我加入他的公司。
我成了一名高管猎头。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喜上加喜，因为我发现我可以把物色高管的技巧直接用在物色我的人生伴侣上。这场搜寻最终让我找到了大卫（Dave），38岁那年，我嫁给了他。
我以为我会一直是高管猎头，但是幸运第三次眷顾了我。我受到邀请写了一本书，不是为美国人写的，而是给中国的朋友们写的。我写的《30岁前别结婚》一纸风行，更是成就了我现在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