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达受辱巴格达受辱我很清楚，白宫新闻发言人的工作会非常忙碌，要求也很高，不过，我却从来没有料想过，自己竟然会受到人身伤害。本来我已经差不多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在这一职务上的任期，可就在布什总统即将卸任的六个星期之前，一次前往巴格达的绝密出访，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当时正值2008年12月，白宫派出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工作组，秘密前往伊拉克和阿富汗。这将是总统先生最后一次乘坐“空军一号”出国访问了，由于新闻媒体早已在到处打探消息，因此我们不得不格外小心，才能不致泄密。负责报道总统动态的记者们都在猜想，总统可能会希望最后再去视察一次军队。他们非常清楚总统的行事风格。
一路上都是我在管理新闻事务，因此我便与手下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副新闻发言人戈登·约翰德罗一起来应对这一难题。幸好，戈登长着一副一本正经的面孔。我们在对周末有什么安排的问题上，向同事们撒善意的谎，可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因此，我们只能在偷偷溜出去“喝杯咖啡”的时候商量，才能确保不会被人无意中听到。虽说我并不喜欢在手下面前保留秘密，但我理解必须保密的原因。
我们召集了一群记者、摄影师和一个摄制组，组成了白宫的联合记者团。只有每个单位的主编和随行记者可以得知这次出访的情况。同样，所有记者都只能将自己的行程告诉一位家人（并且这位家人也应当发誓保密）。只要有一个人泄密，这次出访就会被取消。
我必须也遵守同样的规定，只有我的丈夫彼得可以知道我要去哪儿。他很担心，但并不是担心飞行安全，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哪架飞机会比“空军一号”更安全，他担心的是地面上可能会出现的敌对行动。他很清楚，一旦我们着陆，敌人就会想方设法来破坏我们的计划，甚至有可能伤害到总统本人。而且，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那个周末，彼得要到位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市的美国海军军官学院去参加一个婚礼，当朋友的男傧相。他必须替我捏造一个借口才行。最后，他向朋友道歉说，我没有同去参加婚礼是因为我必须加班。虽说这是实情，但因为这个而不去参加朋友的婚礼，还真是说不过去呢！
12月13日，待华盛顿的太阳落山之后，一些没有任何标志的车辆便接我们这群陪同总统出访的人员，从各自的家中出发，驶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在那里集合后，我们便等着总统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蒂芬·哈德利从戴维营飞过来。那天，总统头戴一顶标有数字“43”的黑色棒球帽，身穿一件棕色的厚布夹克衫。他在飞机舷梯边停了下来，一边微笑，一边说道：“都准备好了？我们走吧！”
登上飞机，我便径直走到位于机头附近的会议室，放下了自己的提包。会议室里放着一张巨大的椭圆形桌子，四周摆满了大转椅，墙上还有一块显示屏，用于召开安全电话会议或者看电视。绝大部分高级行政人员都喜欢坐在那里工作、聊天，有时还会打牌。沿着房间一侧，在那块显示屏下，有一张舒适的、半圆形的沙发。由于飞机上没有能让所有人都躺下来休息的床铺，所以我预先把这张沙发留给了自己。我是所有职员中个子最矮的，躺在沙发上会很舒服。我们安顿下来之后，便开始了这次长达十三个小时的空中旅程。
在抵达伊拉克的两个小时之前，我们便纷纷起床，轮流到那间不大的盥洗室里去洗漱，然后各就各位。我相当擅长在只比电话亭稍大一点点的盥洗室里换衣服。十分钟内，我就洗漱完毕，并且稍稍化了点儿妆，梳好了头发。
出于安全考虑，“空军一号”的驾驶员马克·提尔曼上校驾机在受保护空域里做小半径盘旋，然后迅速下降。总统在窗里注视着。几分钟后，飞机便轻轻降落到了跑道上。我们的第一站——巴格达。
当天，布什总统和努里·马利基总理进行了会晤，讨论了从部队训练到反对派再到经济改革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议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便是布什总统想方设法要与伊拉克敲定的《驻军地位协议》。可惜的是，马利基没有认可这一协定，但双方还是一致同意，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协商。接下来，我们便前往另一地点，去参加新闻发布会。车队一路颠簸，但除了摇晃得厉害，我们还是安全地到达了那里。
我走在两位领导人的前面，从后门走了进去。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因为这是布什总统与伊拉克总理的最后一次共同亮相。房间里到处是安保人员，还有二十几位记者，包括我方的联合记者团。我们在房间里的一边坐了下来。我的左边是总统顾问埃德·吉莱斯皮，右边则是翻译台，连同一台固定在钢架上的悬挂式麦克风。那个房间相当小，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技术设备：相机、灯、电线……在人群里见缝插针地摆放着。
从坐在前面两排的那些伊拉克记者身上，我感受到了某种团结。我对埃德说，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一直都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有机会对本国的领导人发问，更别说对美国总统发问了。我在心里默默地给他们打气，可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
布什总统和马利基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了他们的开场白。通过眼角的余光，我看到其中一位“记者”弯下腰去，脱下了自己的鞋子，然后又狠又快地朝布什总统的头扔去。布什总统躲闪了一下，鞋子撞到了墙上。“砰！”那个人马上又扔出了另一只鞋子。幸好，总统也躲过了，并且似乎既没有生气也没有害怕，而是觉得很困惑。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您怎么啦？”
然而，我却低声抽泣起来，并不是因为害怕。就在第二只鞋子扔过去的时候，总统身边的那名特勤人员扑过去保护他，撞翻了麦克风的钢架。那个钢架弹了出来，击中了我的上颧骨，就在右眼的下方。我没有看到钢架弹过来，因为当时我正看着另一个方向，正看着那两位领导人。我喊了一声，倒在了埃德的身上。疼痛如针扎一般袭来，我就像卡通人物那样，眼前直冒金星。
我心里还闪过一个念头：我们即将遭到炸弹袭击，而敌人扔鞋子不过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以便进行更大、更致命的袭击。我朝房间后部看去，所有的摄像设备和空箱子都堆在那里，显然是一个藏炸弹的理想场所。我心想：“我们完了。”
幸运的是，袭击者使用的武器只有鞋子。
埃德将我的头紧紧地抱在怀里，我的手则捂在眼睛上。我们都等待着从后门撤离的命令。就在我咬着脸颊里面的肉来减轻疼痛的时候，那个扔鞋子的人也在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教训下，学到了一点点的礼貌知识。他们把那人摁倒在地，而袭击者发出的尖叫声比我的声音还要响。
在一片混乱当中，布什总统向安全人员确认他没有受伤，然后挥手让安全人员退回去。他对着自己的麦克风说道：“请不要担心，没事儿了，请大家镇定下来。我们打算继续开完这场发布会。”他与那名特勤主管对视了一眼，然后点了点头：这就是他的最终决定。
另一方面，马利基总理却气得浑身发抖。他觉得非常尴尬，因为现场竟然存在着这样的安全漏洞，他的一位同胞竟然向他请来的客人扔了鞋子。马利基总理可能像我一样，以为这场新闻发布会可能得取消了。可是，布什总统却没打算被一个向他扔了两只鞋子的人赶出发布室去，因此他把马利基总理留在讲台上，然后继续请那位中途被打断的记者提问。那位记者本来有点儿慌乱，但他还是尽量以布什总统为榜样，继续像平常一样发问。
虽说脸上火辣辣地疼，但我一声也没吭。在意识到我们不会马上撤离之后，我就想找个机会出去。尽管我并不清楚那个麦克风钢架让我的脸受了什么样的伤，但伤势肯定好不到哪里去。我知道白宫的医疗组就在附近，而我也必须让他们看一看才行。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来帮我了。他看到我被麦克风钢架击中，便伸出手把我拉起来，领着我穿过一把把椅子朝门口走去。
可我仍然没法走出发布室。伊拉克安全部队已经关闭了出口，不让任何人走出房间。他们接到了命令，要保护好犯罪现场。我把捂在眼睛上的手拿开，好让他们看出我急需帮助。我对他们说：“我要看医生。”
那个挡住我去路的伊拉克安保人员脸上露出一抹微笑，拍了拍自己的胸膛说：“哦！我就是医生！”他想要帮我检查伤口（他是伊拉克国内众多的专业人士之一，这些专业人士本来都是工程师、医生、律师，只是在战争期间从事着薪水优厚的安保工作罢了）。虽说他是一片好意，但在那个狭小的房间里，我却开始惊慌起来，觉得像是患上了幽闭恐惧症似的，眼睛下方也一阵阵刺痛。
“嗯……还是让我的医生来吧？”我向他恳求道。那位海军陆战队队员把手搭在我的背上，以便保护我。
当时，白宫的总医务官理查德·塔布医生也正在找我。他已经从总统和特勤人员那里得知我受了伤，可不知道我的伤情如何。他迅速地给总统做了检查，然后总统命他来找我，因为总统听到我大叫了一声，却不知道我为什么大叫。在混乱之中，塔布医生看到了我，便叫一位特勤人员过来帮忙，领着我来到了大厅。
塔布医生迅速检查了一下，惊呼道：“天哪！”然后给了我一个装满了冰块的塑料袋，让我把冰袋敷在伤处。虽说他认为我的脸部并没有骨折，但由于伤处肿得像鸟蛋那么大，因此他没法确定。我看到冰袋上面有个标签，写着“腹泻”二字。我便跟塔布医生开玩笑，说：“您把冰块装进去之前，这个袋子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呀？”我们都笑了起来，但笑的时候，我的伤处很疼。“哎哟”，我叫了一声，只好把冰袋重新敷在眼睛上。
我并没有休息多久。几分钟后，待心跳平缓下来，我突然记起，布什总统还要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玛莎·拉达茨的采访。出于与总统希望继续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同的原因，也就是为了强调一切正常，所以尽管局面混乱，我还是希望这次采访能够按时进行。我认为，总统需要尽快公开露面，向国内民众表明他身体健康、心态平静，并没有因为被人扔了鞋子而受到干扰。
在向总统简要介绍情况之前，我还需要给他化妆，才能让他接受电视采访。在这种只带骨干人员的出访中，我还兼职担任化妆师。我随身带着一套化妆粉，总统虽然能够忍受这种化妆粉，但摄像机一关，他就会擦掉。我准备好化妆包，眼睛上仍然敷着那个冰袋，在一间客房里等着他。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总统匆匆走进这间客房来找我。他弯下身子，用一只胳膊拥抱着我，问道：“怎么啦？我听到您大叫，可我还以为您只是因为那个家伙向我扔鞋子才那样呢。”我倾过身子靠着他，以便获得片刻的安慰，但我还是尽量让气氛轻松起来，便说道：“您知道，我很爱戴您，总统先生，不过，我可是在西部地区长大的，这种事情算不了什么！”
接着，我让他坐下来，好给他的额头和鼻子扑上化妆粉，给他梳头发，并且向他提一些模拟性的、我觉得玛莎可能会提的问题。总统似乎已经胸有成竹，“我又不是第一次上场。”他打趣地说。自然，那次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
最后，我们跟伊方人员道别，在车队的护送下往“空军一号”而去。“那么说，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喽。”我对戈登说，然后，我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边摇着头，一边神经质地笑了起来。我们做好了应对一切的准备，却唯独应付不了扔过来的鞋子。
“空军一号”给我们的感觉，就像是回到了家里，安全得很。护士又给我发了一些“艾德维尔”，并且让我在飞往阿富汗喀布尔市这一路上，尽量继续对伤处进行冰敷。但是，医生和护士都没说我不能躺下来。
同事们都想在机上的会议室里工作，因此我便放弃了那张沙发，向职员舱走去。那儿有十把椅子，摆在一张桌子的两侧，一边五张，我们可以在那里吃饭或者工作。那些椅子每一把都很大，我完全可以蜷在上面。不过，因为他们已经熄了灯，所以我便拽过一张地垫和一条空调毯子，靠着墙躺了下来。只要再过几个小时，我们便可以抵达下一站了。
地上很冷，可我动也不想动。只要一动，我的头就疼，而眼睛下面的伤处仍在阵阵作痛，只是不像前一天晚上那样厉害罢了。机组人员开始供应早餐之后，我闻到了咖啡的味道，便起来了。我把地垫和毯子都放回储物柜，然后走进会议室里。我看不到自己的样子，可同事们的表情让我明白，自己的模样肯定非常糟糕。他们都吸了一口凉气，而总统的讲稿撰写人兼曲棍球运动员马克·蒂森还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不会吧，您难道是侧脸躺着的？血全都瘀一边了！”我到隔壁的盥洗室里照了照镜子。我的眼眶乌青乌青的，整个右脸则肿得像外星人。
化妆是于事无补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盖住瘀伤，而且就算轻轻一碰，我的脸颊也会火辣辣地疼。我在盥洗室内的小洗手池里用海绵蘸着水擦了擦，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样子看起来过得去。我把头发夹起来，换了一身较暖和的衣服。就在我们各就各位，准备降落时，总统过来看我，看到我脸的样子，他皱了皱眉头。他知道我的伤处一定很疼，而伤处看起来也糟糕得很。但我还是笑了笑，说道：“总统先生，我很好，一点儿问题也没有，这里没什么可看的！”我想要显得坚强一点儿。
喀布尔非常寒冷。我们于当地时间下午4：30左右降落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寒风正猛，凛冽刺骨。可这并没有阻挡数百名士兵的热情，他们都在机场集合，欢迎自己的总司令。看着那些士兵，我暂时忘记了眼睛下面的伤。在总统讲话的过程中，他们全都欢呼雀跃。其中还有许多士兵参加了当场举行的延长服役期限仪式，宣誓为祖国再服四年兵役。他们不论男女，都是那样出色。
但我们无法与他们久作交流。我们急匆匆地登上早已抵达基地的“海军一号”，让总统坐飞机去与哈米德·卡尔扎伊总统会晤，要比由车队护送更加安全，也更加快捷。透过舷窗向外望去，我看到整个喀布尔市炊烟弥漫，好像还闻到了炊烟的味道，熏得我的鼻子和眼睛火辣辣的。一切都显得灰蒙蒙的，非常宁静。那种场景，就像是在观看一部黑白电影，因为那里几乎没有别的色彩。
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座城堡突然映入了我们的眼帘：“阿格尔宫”（就是土耳其语里的“城塞”）。这座城堡，是一位国王于1880年修建的，此后，阿富汗的统治者，不管是国王还是总统，都住在这里。城堡的砖块是灰色的，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一条护城河则环绕在城堡四周（可惜的是，护城河里并没有龙）。城堡的外部看上去是中世纪的风格，就像你们在故事书里看到的那种城堡。不过，城堡内部却非常现代，里面既有铺着丝绸的沙发、枝形吊灯和历史文物，也有阿富汗一些著名画家的作品。
在城堡外面，我看到了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个子最高的人，当时那人竟然是一个人在铺开红毯，并把红色的地毯挂到城墙上做装饰。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只提前了几个小时把我们要来的消息通报给了阿方，因此这座宅邸还没来得及准备好接待美国总统。那个人长得有点儿像巨人安德烈，后来我得知，他的确也像安德烈那样患有巨人症。他打小就在城堡里面工作。他的那身传统服装，要是穿到其他人身上，可能都会拖到地上，可他的个子实在太高，那身衣服竟然还不到他的膝盖。至于我，几乎还没到他的腰部！
布什总统要我与他一起，走上前去跟卡尔扎伊总统打招呼。我以前在白宫见过卡尔扎伊，尽管我知道必须提防这个人以及该国民众对他的腐败指控，但他本人还是很有魅力的。我想起了科林·鲍威尔将军曾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华盛顿出席一场活动：“要警惕那些英语说得非常流利的独裁者。”这则忠告非常中肯，令我终生难忘。
卡尔扎伊已经知道了布什总统出访伊拉克以及被人扔了鞋子的消息，但并不知道我受伤了。因此，看到我脸上的伤之后，他吃了一惊，然后握住我的双手，问他们能不能帮上我什么忙。
“别担心，总统先生，您应当看到我旁边这个伙计了吧！”我说。
卡尔扎伊把头往后一仰，大笑起来。布什总统则向我翻了个白眼儿，并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们在阿格尔宫里待了几个小时，布什总统接见了一些军事将领、外交人员和部落首领。接见活动告一段落后，布什总统要求与卡尔扎伊私下会谈，我便去找我方的联合记者团。我正好碰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三位摄影记者，我已经与他们合作多年了。这几位摄影记者对我说，出于对我的尊重，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协议，决不发表任何我受伤的照片。这是一番好意，也反映出我们办公室与白宫联合记者团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只有两位记者例外，但我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
当然，待我们回到华盛顿，走下“海军一号”时，等候在那里的记者们可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因此照相机的快门响个不停。到了那时，我那只青肿的眼睛看上去就像是在打架中所受的伤。在我走进白宫西楼之前，他们仔仔细细地看了个够。我手下的职员全都聚集在西楼的新闻办公室里，等着拥抱我，听我述说出访的所有情况。
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最后六个星期里，我的眼眶一直都青着，并且逐渐由青转紫、由紫转蓝，再由蓝转绿、由绿转黄。我的上颊骨疼了好几个月，天冷的时候尤其厉害。这种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痊愈。
其他的新闻发言人可比我勇敢多了，其中就包括詹姆斯·S.布雷迪。1981年，在小约翰·欣克利试图刺杀罗纳德·里根总统的时候，布雷迪不幸被子弹击中，全身瘫痪了。如今，白宫的新闻发布室就是以布雷迪的名字命名的。布雷迪后来终生致力于公益事业，主要成就是提出对枪支实施管控的议案，到2014年8月才与世长辞。
他身上所受的伤才是实实在在，并且持久存在的。换句话来说，我完全没法与之相提并论，不过是在巴格达被打青眼睛罢了。迄今为止，我是唯一一位（希望也是最后一位）被总统发言时所用的麦克风钢架击中的新闻发言人。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的新闻发言人有时都是免不了会有此种遭遇的，即替老板受辱。即便是在我担任新闻发言人这一职务期间最难熬的时候，我也觉得，在布什政府工作的这段经历，是我一生中最美的时光。